凝聚國際共識，推動全球治理發展
CCG理事長王輝耀于2023年6月16日在中國社會科學網的演講（全文）
- 發布時間：2023-07-13 15:14:53
-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王輝耀，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兼任中國國際人才專業委員會會長，中國公共關系協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理事，中國僑聯特聘專家委員會專家，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全球勝任力發展指導中心顧問委員會成員等。
王輝耀理事長進行主題講座 本網記者楊崇海/攝
謝謝中國社會科學網的邀請。今天我來給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一年在國際交往方面的一些思考和觀察。在疫情期間，我們大概出國訪問交流了四五趟；特別是去年的7月份，我們去了美國、歐洲，還去了新加坡、韓國，去了包括華盛頓、巴黎、布魯塞爾、柏林、首爾在內一共6個城市。結合我們的交流實踐和相關研究，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題是：凝聚國際共識，推動全球治理發展。
一、進一步為中外人文交流復蘇創造條件
剛剛過去的疫情三年對我們的影響是巨大的。我們去年出訪時，首都機場、成都機場，包括轉機經過的諸多機場的國際航班基本上是空的，出訪還要隔離10-15天。我們發現，美國、歐洲的對華態度跟我們幾年前的認知完全不一樣，他們對華看法變得負面。很多人想見我們，說中國大陸終于有人出來了，希望能夠跟我們交流。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出他們這三年和中國基本沒有人員上的來往，而且產生了很多誤解，所以我們去年第一次出訪時在解釋國內情況上花了很多時間。
另外，我們也在積極推動中外人文交流的復蘇和開展。去年7月份出訪回來之后，我們給有關部門的反饋中最大的建議就是要加強人文交流，在當前形勢下這可能是比經貿交流還要重要的壓艙石。我經常講經貿交流是壓艙石，但實際上人文交流更重要。如果大家都不見面、不溝通的話，就很容易產生誤解誤判，造成矛盾升級。過去三年，大家基本都在隔空談話，缺乏面對面溝通，相互信任與理解變得非常困難。比如，出訪中有外國官員跟我講，以前來中國有很多非正式會談的機會進行溝通，比如茶歇、酒會、午餐等，方便達成共識。但是在缺乏如茶歇、電話通話的溝通機會后，對外溝通的形式常常會變成一種定勢，而且國內有些報道外國人可能會發現自己聽不懂。
當然，對我國對外交流帶來最大負面沖擊的因素主要還是俄烏危機，特別是在歐洲對華關系上。我們和歐盟仍然在各個方面保持交流，包括政府、智庫、行業協會、商會及學術界等；德國總理來訪、法國總統來訪帶來了很多改變，促使情況有很大的改觀。我上個月在德國參加全球解決方案高峰論壇時，德國總理朔爾茨在會上表示，現在單極的世界已經過去了，多極的世界正在到來。我覺得他能公開講這句話需要莫大的勇氣。我覺得中外交流正在變多，昨天我還接受了好幾個采訪，其中一個問題是關于布林肯訪華；我還接受了BBC和SkyNews兩家英國媒體的采訪，美國媒體也在問我關于李強總理訪問歐盟的看法。這些都表達了“希望高層次的訪問越多越好”的愿望。
然而，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為更多中國公民創造赴外進行人文交流的條件。中國現在有世界上最好的基礎設施、美麗的綠水藍天，我們去國內很多偏僻地方手機網絡信號都很好，而我在國外許多地方離開市中心就沒有太強的網絡信號了。中國具有的條件資源雖好，但現在對外人文交流卻遭受很大影響。比如我們去歐洲時，有歐洲媒體表示已經準備好了寫一篇關于“五一節日中國游客重返歐洲”的大稿，但發現假期未有很多中國游客到訪，所以最后稿子沒發出去。這種現象的背后有包括航班、簽證、經濟狀況等諸多原因，我們還需要一個恢復的過程。
二、講好中國故事，讓他國理解中國很關鍵
隨著資源、技術、資金、人員的全球流動，我們這個時代跟以往大不相同。冷戰時期兩大陣營之間人員往來非常少，經濟并不屬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依然比較封閉。但現在的全球化是信息技術高度發展的現代化和人員充分流動的現代化。疫情前中國每年出境游人次高達1.5億，現在少了。在安全上，俄烏爆發沖突后世界面臨的核武器使用風險也在上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考慮怎樣來應對新挑戰、抓住新機遇，新局勢又能帶來怎樣的新平衡。
在過去疫情三年中，我與美歐等西方國家五十多位國際意見領袖進行了深度視頻對話，還出了幾本中英文圖書記錄這些對話，包括與“軟實力”提出者、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以及“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等合作出書。通過與這些意見領袖交流，我體會到他們都認為中美脫鉤不現實，都反對打冷戰，但是兩國之間確實有矛盾，比如美國認為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挑戰著美國的霸主地位。當然，中國可能很長時間內不能取代美國的地位，換句話說中美還存在很長的共同發展周期，但是美國已經在經濟方面感受到了挑戰。
現在美國擔心的問題實際上是它未能對中國的政治體制產生影響。20世紀90年代美國推動中國加入WTO時，他們認為經濟的自由化必然帶來政治上的趨同化，所有國家都會走他們體制的老路。但實際上，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中國幅員遼闊，中華文明是歷史悠久的大陸農耕文明，我們的文化延續了5000年不間斷，甚至可以說繁榮昌盛，我們的歷史中也沒有入侵別國的DNA，鄭和七下西洋也沒有屯一兵一卒。中國文化是內向的、內生的，對于冒險和向外探索并不渴望，中國和美國在文化上始終保持著距離。
因此，最關鍵的是我們如何能把自己的故事講好，或是能夠讓其他國家理解中國故事。此前，我們發起了國際青年領袖對話項目，去年帶國際青年去訪問北京市政協，今年又帶他們去了北京市人大。我們辦了很多國際青年的對話活動，這個項目得到了習近平主席的回信，非常鼓勵國際青年到中國走一走、看一看。這個項目屬于人文交流的部分，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還有一些對中國的民主模式的思考。
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向外國人解釋我們的政治體制。比如，中國和西方施政方式不同，但是都是民主實踐的不同方式。拜登在搞全球民主峰會，我們也向有關部門提了建議，中國也可以舉辦民主論壇，也舉辦了“民主：人類的共同價值”高峰論壇。我們現在協商民主講得比較多，中國最能體現民主的地方是我們選賢任能的傳統，是我們自隋朝以來的科舉制度。國外的民主是靠簡單選票，中國選賢任能的過程也可以稱之為試卷選票，是通過考試選舉，選票數量非常大，而且我們每年有千萬高考生、有幾百萬公務員考生，也是一種選拔。無論投票還是試卷，都是選舉人才、選賢與能的過程。我覺得可以多一些對中國選賢任能民主模式的研究和宣傳。
三、多極世界需要新的治理模式
俄烏沖突加速了世界秩序的重塑。上個月我去愛沙尼亞參加了一個由波羅的海三國主辦的安全峰會。蘇聯國家都對俄烏沖突感到非常擔憂。俄羅斯對他們的未來有著巨大影響，他們表示如果沒有加入北約，僅有一兩百萬人口的小國將會面臨巨大的危機。歐洲在俄烏問題上認為中國和俄羅斯的態度是捆綁在一起的。他們對俄羅斯有巨大的擔憂，而中國和俄羅斯發布了聯合聲明，商業上也有日益增多的合作，歐洲就將中俄完全看成是一個實體，認為中俄是一個陣營的。實際上我們要區別對待這件事。對于烏克蘭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中國政府多次表示支持聯合國憲章，并持續對來訪的歐洲領導人表示，我們不能打核戰。在俄烏沖突中堅持不打核戰的立場對于和平解決核危機有很大的好處。我們也派了特使去歐洲，第一站是烏克蘭，還去了法國、德國、波蘭、歐盟，還有最后的俄羅斯。
我們在面臨俄烏危機之余，還面臨著疫情影響。新冠疫情是國際秩序的重組時刻，可以說是新的布雷頓森林時刻。1944年在布雷頓森林開會的時候，二戰行將結束，需要籌備建立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關貿總協定等國際組織，它是二戰戰后世界秩序重組的階段。現在俄烏沖突和疫情對人類的沖擊非常大，我們走到了新的布雷頓森林時刻，二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面臨著巨大挑戰，世界的秩序也需要重組提升。
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的首席執行官在2022年的股東信中就表示，俄烏沖突將重塑全球供應鏈，推高全球通脹，持續了30多年的全球化時代將宣告終結。《紐約時報》也直接以《全球化已經結束，一場全球的文化戰爭在打響》為標題發文。實際上，全球化并沒有結束，多極世界加速發展之下我們迎來了全球治理的重構期。德國總理朔爾茨此前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言時稱：“當我們意識到我們的世界正變得多極化時，這應該推動我們走向更大程度的多邊主義并開展更廣泛的國際合作。在多極化背景下，差異巨大的國際伙伴們希望自己的政治影響力更大，與不斷增強的世界影響力相符。”
19世紀以來，世界從無中心世界轉型成了中心到邊緣的世界，西方習慣了自己處于中心地位。但是，七國集團GDP的總和在1976年成立的時候占了全世界的61.88%，到了2000年還能占到65%，而到了2021年下降到44.68%。到2021年，金磚國家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經達到了24.8%，中國已經占了全球GDP的18%，中國作為新興一極正在推動世界形成多極局勢。
多極世界如何推動全球化，是我們面臨的巨大挑戰。現在中美競爭態勢大于合作態勢。在CCG近期翻譯出版的約瑟夫·奈新書《軟實力與中美競合》中，他也談到，我們處在一個競合關系當中，這個競合關系是“競爭大于合作”還是“合作大于競爭”是我們需要把握的一個度。中美在文化、體制上都有很大的差異，如果在未來的10-15年保持一種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態勢，到2035年中美可能達到一個新的平衡，我們能夠看到不同的治理模式，與不同的文化共同體和平共處，這是我們需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現在許多國家申請加入金磚國家，都要加入進我們所屬的世界板塊，包括阿聯酋、阿根廷、伊朗、沙特、土耳其、埃及等地區大國。美國前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著名的地緣戰略理論家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里做出了這樣的判斷，即從長遠看全球政治注定會變得與一國獨掌霸權的格局越來越不協調，美國不僅是世界第一個和唯一真正的全球超級大國，很可能也是最后一個。
我們今年去慕安會也討論了西方的缺失。歐洲普遍有一種無助感，接受世界多極的現實越來越成為歐洲的共識。世界經歷了從冷戰時期兩極格局，到一超多強格局，再到世界多極化的發展過程，世界政治多極化趨勢及單極世界格局行將結束時，怎樣達成新的共識，形成新的治理模式，是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四、新時代的中美歐大三角關系
我們經歷了一個從兩極世界到單極世界，再到多極世界的過程。隨著國際上對世界局勢的變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國際社會所維系的國際秩序也有所不同。中美歐作為世界前三大經濟體，在國際社會上有巨大的合作空間，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情況下，建立良性的中美歐大三角關系非常重要。
西方對立中國或者西方對立全球南方的認知，我都覺得不合適。對于西方世界，我們要把歐洲與美國區別對待。近期國務院總理李強去了德國、法國，這是他擔任總理以后首次出訪就選擇的國家，說明我們對歐洲的重視。德國總理朔爾茨去年11月份專程來到了北京，那時疫情防控還沒開放，朔爾茨帶領10個企業家到北京閃電式訪問10個小時。我認為這次訪問非常成功，德國作為七國集團的輪值主席國是率先訪問中國的西方國家，這次訪問有著破冰般的意義。不久前，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帶了50多個企業家，習近平主席還陪同他訪問廣州。所以我認為歐洲對中國非常重視，朔爾茨、馬克龍等來訪也帶動了包括西班牙首相、荷蘭副首相等西方高層訪華。
西方不是鐵板一塊，實際上美歐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中美歐是前三大經濟體，我們可以聚焦怎樣能夠加強和歐洲之間的關系轉型。美國此前一直在說要“脫鉤”，歐盟提出說“去風險”。“去風險”可以是指不負債、消除供應鏈的風險等多元化目標，但脫離全球貿易投資也是風險。我覺得“去風險”而非“脫鉤”相對來說是一個進步。在歐盟一邊，G7在今年5月21號發表七國集團聯合聲明中的措辭變成了“去風險”而不是“脫鉤”。
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歐洲對整個西方世界，以及包括中美、歐美對話制度的影響。上個月，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博雷利原本要來中國訪問，而且已經說一定要到CCG做一次演講，結果因為他新冠陽性不能成行，原本要在CCG發表的演講稿就發表在歐盟官方網站，我們也進行了轉載發表。他們如果到中國進行演講，比在歐洲演講能傳達更開放、更正面的信號。現在歐洲對中美關系空前重要，我覺得應該鼓勵更多的國際和歐盟領導人到中國訪問，讓他們發揮更多這方面的優勢，傳達積極的觀點。
其實2019年時，我在慕安會上提出設立中美歐三邊對話機制來探討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包括氣候變化等各個方面。后來2020年我去的時候，發現他們確實聽進去了我的建議，卻沒有做中美歐三邊對話，他們搞了一個歐美關于中國的對話機制。所以我認為，我們在這方面還能再改進，我們在這些有合作的方面需要找到一些共識，比如說氣候變化和對發展中國家的支持等。中美歐作為世界前三大經濟體，也是世界上前三大碳排放國，應該在可持續發展領域共商解決辦法。另外，AI會在未來對人類社會造成巨大影響，甚至可能會發生AI失控等問題，這些都值得共同探討。作為巴黎和平論壇的委員，我在過去5年都參加了巴黎和平論壇，其中兩年是在線上參加的。巴黎和平論壇專門討論沒有在聯合國里進行討論的問題，主要包括一些前沿觀點。去年討論內容包括太空治理，到場參會的既有航天員，也有航天局的官員以及各方面的專家，他們提到太空垃圾泛濫，成千上萬的衛星和發射物殘余都在太空懸停。這一領域實際上缺乏國際制度和國際協調，這種前沿議題都可以成為中美歐對話探討的主題，更不用說俄烏問題。去年，俄羅斯和烏克蘭沖突升級后，3月份我就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大致是說中國可以更多地發揮影響力來協調和平解決問題的方法。這篇文章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在國際上有所影響，許多國家的記者、學者等同我通話。俄烏沖突爆發一年后，也就是今年3月，中國政府發布《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表達了中國要更多嘗試在兩邊之間進行規勸和調停的意思。我們不能給西方一種“中國和俄羅斯完全綁在一起”的感覺，我們是獨立的第三方，是沒有參與俄烏沖突的第三方，而且是重要的第三方。俄烏沖突是俄羅斯在跟烏克蘭打，北約國家包括歐洲國家和美國也介入其中，實際上是俄羅斯在跟西方開戰。作為沒有介入戰爭的國家，我認為中國有巨大的空間來進行調停。
但是俄烏沖突爆發不久，去年年中我們去歐洲的時候，大家都認為中國不可能對俄烏沖突進行調停，認為中國剛和俄羅斯發布聯合聲明后俄羅斯就和烏克蘭開戰。我向他們解釋：我們的合作無上限、合作無止境，這是我們外交中對很多國家說的話。還有人說中國跟俄羅斯共謀了這場戰爭，我表示了反駁：我們的華人華僑和留學生是最晚從基輔撤出的，當時還有好多新聞報道說留學生有生命危險，可以說中國在事前是完全不知情的。還有一種看法，在2021年11月，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進行了高層視頻會晤，當時大家認為特別有成果，美國表示不想阻礙中國的發展、“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等等。但是拜登一回到華盛頓，美方就提出要抵制北京冬奧會。第二天，普京就對中國冬奧會的工作表示出特別支持。中國是比較好客的，普京作為俄羅斯總統來中國表示支持，因此俄羅斯和中國發布聯合聲明是很正常的。歐盟應該理解，這不是中國和俄羅斯共謀針對歐盟的危機。我們去年7月份出訪的時候，即使花了大量時間解釋這些誤讀，歐洲有些人還是認為中國和俄羅斯串通。我們的駐美大使也對美國媒體表示，中俄合作沒有禁區，但是有底線。
現在中國掌握了主動權，中國發布了俄烏問題的立場文件，中國還是第一個設立俄烏問題和平特使的國家，李輝特使共前往了五個國家和歐盟總部。在李輝特使的努力下，我認為俄烏局勢在向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推動，中國在調停俄烏沖突中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我覺得為什么不能搞一個七方會談呢？以前朝核問題有六方會談，俄烏問題可以搞七方會談，包括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加上歐盟和烏克蘭。我們可以組織七方會談或者七方外長會議，為俄烏問題尋求和平解決的途徑，比如舉行俄烏安全峰會或者首腦會等。當然在此之前，可以談好諸多細節，包括取消制裁、中立等等，把一系列內容都考慮到。在這件事上我覺得可以進行更多的國際交流。
中美歐是世界前三大經濟體，也是世界上矛盾最多分化最嚴重的大三角關系。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可以倡議中美歐建立一個三邊交流機制，這樣可以使中美歐的交流常態化、機制化，交流可以擴展到不同層次、不同領域。歐盟在這之中有一定的協調作用。現在我們為了增進中美之間對話花了很多的精力。這的確很重要，但是如果以后有機會進行三邊對話，在其中兩邊的關系遭遇困難時，也可以利用另外一組良好的關系展開三邊對話。歐洲在中美問題上可以保持相對中立地位，當然也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中立，它的價值觀傾向美國，但是經濟上無法脫離中國。從經貿方面來看，中歐的合作規模仍然非常大，不管是氣候變化、WTO還是多邊治理，中國可以利用歐洲在中美之間相對中立的地位；中國同時也可以幫歐洲在協調俄烏問題上發揮作用。中歐互相都有需求，相關方面的協商還有很大潛力，因此中歐關系非常重要。
搞好對歐洲的關系，也能避免世界形成兩大陣營。現在的國際陣營有以美國為首的一個大陣營，即發達國家的陣營，還有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各種陣營和區域多邊關系。我們要避免形成兩大陣營，多極化趨勢的出現已經讓世界偏離了通向兩極世界的軌道。歐洲作為一極對避免出現兩極世界是一個重要的支持，而且能夠加速多極格局的形成。歐洲能夠在中美關系之外作為獨立的第三方存在，哪怕其價值觀一直跟美國趨同，但其在經濟上與中國的關系也確實日趨緊密，所以我認為應該加強與歐洲的聯系。
在中歐人文交流方面，法國走在歐洲最前面。我們這次去法國拜訪了“歐洲之父”讓·莫內的故居。他的孫子現在是讓·莫內中心的主席，對中國非常了解，他在其祖父故居接待了我們。讓·莫內的父親特別有眼界，在他16歲的時候就把他送到了英國去讀書，而且讓他不能帶任何書去，必須用英文讀書。他在英國讀了很多年后又長期在加拿大生活，后來又在美國生活多年，后來在俄羅斯結婚，而且他在20世紀30年代、40年代還來過中國，是非常國際化的一個人。二戰的時候讓·莫內當過國聯副秘書長，后來又成了歐洲鋼鐵聯盟的第一屆理事長，他可以說是歐盟之父、歐洲之父。
當年，戴高樂、艾森豪威爾到過他的故居訪問。他擔任首屆歐洲鋼鐵聯盟的理事長，當時共6個國家參加鋼鐵聯盟，他在會上表示：“你要忘記你們所代表的國家，你們現在都代表我們的共同聯盟。”歐盟本身就是和平的項目，我們去見歐盟的對外行動理事會亞太區的總司長時，他對我們說，他們這邊坐了一排歐盟的官員、負責人，這些人都來自歐洲不同的國家，他們的父輩甚至還互相打過仗，今天他們都能和平坐在一起。當時這讓我感到驚訝，我覺得歷史上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波蘭等國家的確互相開戰，他們都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互相之間關系曾經非常緊張，但是現在都能坐在一個桌子上，能夠代表歐盟整體，這表示歐盟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和平項目。
前段時間馬克龍總統來訪的時候，陪同他來訪的有巴黎和平論壇創始人兼總干事、法國前外交與歐洲事務部政策規劃主任賈斯汀·瓦伊斯。我也是巴黎和平論壇的執委，我請他到我們智庫來演講。他在4月4號到CCG演講時，我說當前形勢呼喚著中國和美國起到更多的領導作用，但也要求歐洲提出第三種方式，即嘗試達成一種三角關系。這比面對面的雙邊關系更穩定，也是一個較為穩定的三角關系。他認為這個建議很有意義。在2018、2019年的時候，他還促成了習近平主席到法國的訪問，當時我同他們進行對接。習近平主席訪問法國時，還專門召開了全球治理峰會，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歐盟主席容克等相聚巴黎。當時中國遭遇中美貿易危機，歐洲對中國的支持是非常大的。所以在中美歐大三角關系中，我認為歐洲未來會起到很大的作用，我們要團結更多的力量、盡量化解更多的沖突。
歐洲有豐富的軟實力和堅實的經濟實力，雖然軍事上要靠北約，但是在其他方面如經濟和人文領域有巨大優勢。這次我們也談到，中法馬上要迎來建交60周年，但是現在好像還沒有什么動靜。我們在法國專門做了一場研討會，與幾位法國專家進行了交流。他們說明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但是明年法國還會舉行巴黎奧運會，建交60周年會不會沖淡對奧運會的關注度？中國赴歐的旅游怎么復蘇？這是他們當前比較關心的議題。2003年中法建交四十周年的時候，我正好在巴黎，在法國的香榭麗舍大街上有大概5000人的游行，光是北京的密云就派出了一個800人的秧歌隊，在香榭麗舍大街起舞，埃菲爾鐵塔也披上了中國紅，當時場面熱烈非常，中法友好的場面非常感人。我們其實可以在各方面加強聯絡，更多地推動中法建交60周年的項目。對此需要在兩方面加強，一是航班往來，二是人員往來。所以我們提了一些建議，比如能不能組織一兩千個法國青年來中國，一兩千個中國青年去法國友好交流？中國能不能組建奧運觀光團去法國參加巴黎的奧運會？能不能舉辦中法電影周，兩國文化活動交流能不能開展起來？當年在改善中日關系的時候，就邀請了3000名日本青年到中國旅游，體驗美食街、中國早餐等等，也有好幾百名中國青年去了日本。可以從很多方面推動中國和歐洲的關系。我認為歐洲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加強中法、中俄，包括與其他歐洲國家的關系都是中國未來應該做的。
五、以經濟全球化對沖軍事全球化
到現在為止，中國做的事是在推動世界經濟循環。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嘗到了經濟全球化的甜頭。中國加入WTO之后GDP翻了十幾倍，中國真正富起來強起來就是加入WTO這20多年。成為市場經濟大國，再到加入WTO，都是中國的巨大進步。
不久前，我們在桐廬CCG長三角研究中心請了四十位嘉賓去研討，包括商務部的同事、各方面的資深官員等，很多都參與了當時中國加入WTO談判的過程。加入WTO之前，中國每年都要去美國申請最惠國待遇，加入WTO以后，中國的產品可以暢通無阻；加入WTO之前，中國每年都在外面交流，中國大部分的產品都需要配額，都需要經過審批、審查，加入WTO之后，中國直接去掉了成千上萬條過時的規章制度；加入WTO之前沒有人能夠個人做貿易，只有國有貿易公司才能有專營的貿易權，加入WTO之后，很多企業、個人都在做貿易，中國很快就成為全球第二大貿易大國；加入WTO之前，我們都說“狼來了”，流行“中國汽車工業會全軍覆沒”的觀點，加入WTO之后，我們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公司每年生產兩三千萬輛汽車，今年一季度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形成全球最大的清潔能源汽車產業規模。所以加入全球化進程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沖擊，還有巨大的好處。
中國對參與全球化的信心非常足，我們自信地加入經濟全球化，發起倡議籌建了亞投行，有104個國家參加，是非常成功的多邊機制。中國也發起了即將迎來10周年的“一帶一路”倡議，今年10月中旬將會舉辦“一帶一路”峰會。同時，中國也在推行經濟全球化，我們加入了全球最大的自貿區RCEP，也在申請加入CPTPP、DEPA等，這些都是我們一直在積極推動的，因為中國只有加入這些更高水平的國際貿易多邊協定，才能促進改革開放，才能更好推動我們的發展。面對現在一些改革缺乏推動力、出現乏力等情況，可以通過國際協定的推動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在東亞有東亞合作論壇，還有中非合作論壇、中國-拉美合作論壇等，中國在包括東盟在內的各國都有經濟項目推動。
但是西方特別是美國現在不斷地發起多邊的軍事安全條約，比如北約要擴展到亞洲，將要在東京設立辦事處，這是對中國的一種實在的威脅。美國在印太地區與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大搞軍事聯盟；AUKUS，是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在核潛艇方面組建的聯盟，為澳大利亞制造新的核潛艇。還有推動印太經濟框架等，不斷搞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動作，包括實施芯片法案，把日本、韓國、荷蘭等經濟體聯合起來，對中國實行科技制裁等。我們現在面臨著所謂的軍事安全全球化在沖擊經濟全球化。
我的觀點是，包括貿易、投資在內，我們進行的各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活動是全世界最大的安全系數。破壞經濟活動，就相當于破壞了所有安全系數。如果貿易、繁榮、基礎設施、國際合作等多邊的框架機制、世貿協定等都不存在的話，世界將會出現大問題，回到危險的叢林時代。所以中國如何以經濟全球化來對沖所謂的安全全球化是非常重要的。
“脫鉤”可以形容為打造“小院高墻”。到目前為止，中國有1300多家企業在美國的各種制裁清單、實體清單上，中國制裁美國的清單里卻只有幾家，包括給臺灣賣武器的企業，對此中國是相對比較克制的。中歐關系相對好一點。擴大中國的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達成中歐雙邊投資協議，就需要雙方擱置相互的制裁。傅聰大使說：“我們可以同時取消制裁，你們有什么建議？”現在我們把皮球踢給了歐洲這邊，我們可以考慮全面開放，以海南為首的21個自貿區都是自主開放的，經貿對我們來說是越開放越安全。我們可以吸引更多歐盟國家，如果他們跟我們關系比較好，我們就可以率先向他們履行雙邊投資的條款，還可以出臺一些特殊政策來加強和歐洲的合作。
當然中美經濟上仍然聯系非常緊密，所以隨著一系列高層訪問的進行，例如布林肯訪華，之后美國財政部長、商務部長和環境代表約翰·克里等都會來華進行高級訪問。未來在新德里召開G20峰會時中美高層領導人還會見面。11月份還會在西雅圖舉辦APEC峰會。在未來6個月我們會有相當多的中美高層往來，希望中美關系能夠穩住，停止自由落體的過程。
現在我們正在經歷中美建交以來最大的危機。剛剛過了100歲生日的基辛格也對中美關系表示擔心，他表示想來中國，認為中美關系如果處理不好，一戰前的危險劇情就可能重演。雖然美國在持續制裁中國，但去年的中美雙邊貿易額仍創下了歷史新高，達到了6906億美元，這使中國的收入也有所增加。我認為通過人文交流、企業交流、學術交流、智庫交流等路徑，我們需要把中美關系穩定在一個斗而不破的局面，不要擦槍走火發生熱戰，這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有強大的基礎設施，中國的高樓大廈占到全世界一半。但是美國比中國的財產更多，中國剛剛富起來一二十年，但是美國已經富了二百年。我們既要有理有節地避免沖突，也要具有斗爭的藝術，既要斗爭也要團結，這很重要。美國的企業界、學術界、智庫界，包括美國的部分議員，都是可以去爭取團結的對象，這是我們要做的工作。特別是美國的企業，比如特斯拉到中國來后，股票飛速上漲，成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對于美國的眾多企業家都有示范作用。
今年10月17號CCG將和美國機構聯合舉辦“中國和全球商務”系列論壇，我們認為中美的企業家、中國和國際的企業仍然有巨大合作空間。中國的民營企業也要更加開放。要幫助民營企業參與國際合作，提振他們的信心，這是雙向的促進。另外，我們要參與CPTPP，它是21世紀目前最高端的自由貿易協議，其中很多條款，數字經濟、知識產權、環境、勞務工等等，都是我們國企的改革方向。
中國的發展環境在過去10年已經有巨大的變化。最初進行談判的時候，中國還在一些領域存在差距；但現在中國很多方面已經達標了，比如說我們的綠水青山、霧霾治理，這些都有了充分的改善。對于知識產權，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專利申請國，中國企業對知識產權的重視不比美國企業差，我們并不害怕這些高標準，這反而能更好地保護中國企業。早年中國還比較擔憂數字經濟的發展，但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數字經濟體。昨天CCG還召開閉門會議，有很多企業參加，我們認為中國不僅是全球第二大數字經濟體，未來中國的數字經濟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我們有全球最大的數字應用場景，有十億智能手機用戶，有四萬個4G站點，二三百萬個5G站點，中國是世界上網絡最暢通的國家，在清潔能源、人工智能等等領域都會帶來優勢。而且中國已基本普及了移動支付，實現了貨幣數字化發展。這方面我們有很大的優勢。
當然，在國企改革的過程中，我認為也可以跟國際上解釋清楚國有經濟的作用。有人問我：“你們國企為什么占比這么大？”我說中國國有經濟規模巨大的原因是，中國是一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國家，例如修高鐵、抗震救災的時候，事關國計民生的問題上，國企都要沖在第一線。再比如，中國電信、中國移動農村互聯網收費都比城市有顯著降低，甚至比成本還要低，這就是幫助脫貧的一種手段，西方國家很難做到這些。再舉一個例子，疫情暴發初期4萬多醫務人員空降武漢，這里面大部分都是國有醫院的。所以向外國人解釋的時候，要強調國有企業不光是企業，同時還承擔提供公共福利、公共產品的責任。這樣大家就都能理解了。我們現在談得不太多，我們在國際上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存在，大家都熟悉“民營企業56789”，即60%的稅收、70%的創新、80%的就業、90%的企業的數量；另外還有15%-20%的外資企業提供中國將近一半的國際進出口，這個行業在中國共有4000萬的就業人員，也很重要。國有企業雖然只占我們經濟規模的20%左右，但它在民生方面能起到很大作用，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模式是三足鼎立，不是外國人想象的完全是國有經濟，民營企業、私營企業仍然起的是主體作用。這方面的對外宣傳我們還是不夠重視。
我的另外一個觀點是，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競爭的，需要按照國際規則。國際的優勢當然應該爭取，但是國有企業提供公共服務、公共福利、就業、促進社會穩定的工作是別的企業做不到的。中國已經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教育體系、最大的社保體系、最大的醫保體系，這些體系雖然算不上非常高端的，但是它涵蓋了10多億的人口，包括好幾億學生。這些都值得大書特書，需要講清楚這些故事，在這些方面還可以有更多交流。所以，雖然三足鼎立是我們的經濟現狀，但是如何更好地發揮民營企業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
新冠疫情的這幾年，很多民營企業都受到了巨大影響。新一屆政府上任之后，中央都在談怎樣給民營企業更多的激勵、更多的自主權。如果說中國能把這種模式走通、走成功，這也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作出了很大貢獻。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觀，梳理、總結、借鑒、運用中國文明文化的方法，都對我們非常重要。
總而言之，我們要更多參與國際領域，包括全球治理。在多極世界中，亞洲這一極非常重要。東盟國家是世界上和中國走得最近的幾個國家，他們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甚至可以說，亞洲國家的很大一部分都屬于中華文化圈，都受中國文化影響，包括日韓、新加坡、緬甸等國家。中國加入RCEP有力地改善了和東盟的關系，中國可以提出“中國—東盟經濟圈”的概念，或者中國東盟共同市場。我很早就提出，完全可以考慮成立一個RCEP之外的協議，包括我們每年的固定互動，例如部長會議、首腦會議等，需要考慮加強這塊的交流。我希望中國能夠盡早加入CPTPP和DEPA。同時，如果美國也能加入進來，就能多一個溝通的平臺。我們現在需要加大和美國在全球治理、經濟治理等方面的溝通和共同研究。中美現在沒有能夠就全球經濟、全球合作展開共同對話的平臺。中美如果在這方面達成共識，對世界會有很大的好處。中美可以在氣候變化方面、公共衛生方面、發展中國家如何合作方面開展共同交流。
中國這些年的基礎設施建設得到了全球認可，美國提出“重建美好世界”，歐盟提出“全球門戶”計劃，也都是關于基礎設施建設的計劃。現在世界上有三種管理基礎設施的方案，我們可以尋找共同點進行合作。世界銀行是美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銀行是中國人居多，亞洲開發銀行日本人居多，歐洲還有復興銀行等，這些開發銀行都是做基礎設施建設的，是不是可以率先合作起來，這是全球治理方面我們提的一點建議。
黨的十八大以來，智庫在推進中國改革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智庫為社會發展建言獻策是決策機制科學民主決策方面的巨大創新。黨的十八大以前智庫的作用沒有那么突出，中央在2015年出臺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CCG是聯合國賦予特別咨商地位的第一個中國智庫機構，在國際上連續多年入選世界百強智庫。智庫首先是一個智囊團、人才庫，也是影響傳媒、啟迪大眾的思想者，而且還有政策影響力。在國際上提升國際公共政策影響力的過程中，議題設置非常重要。智庫還是提升國際外交形象的重要渠道。
后疫情時代，我國在推進新一輪對外開放中將對塑造新型全球化與重塑國際秩序發揮重要作用，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中國智庫不斷發展壯大，發揮更多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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